在西方古典小说中,有一种十分重要的类型即骗子小说(如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佚名的《小瘌子》等),这一小说类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其实也同样存在,且源远流长,但却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在魏晋隋唐文言小说的精怪或鬼神类型中较早出现骗局因素,这种骗局因与鬼怪的幻形因素相结合而显得神妙莫测,被骗者往往猝不及防,被搞得十分狼狈。比如《搜神记》所载“秦巨伯”与“吴兴老狸”(也称“吴兴田父”)两文均叙鬼怪幻形骗人,导致被骗者丧失判断力,以致“假作真时真亦假”,竟将自己的家人当作鬼怪杀死。这两则故事的情节虽然很简单,但已经确立了以后精怪骗局类小说的基本模式。

这一点到唐代小说的同类作品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如《灵怪录》中的“王生”,叙述一个狐精幻化骗人,情节十分曲折巧妙,细节亦极丰满,《醒世恒言》中“小水湾天狐诒书”即据此改编:王生自杭入京求官,途中从二野狐手中夺得一纸神秘文书。当晚宿于客店,和店主人说起此事,来投宿的一位客人立刻表示惊异,要求王生拿出文书来看看,结果被店主认出其为狐狸变幻,王生将之赶走。夜间野狐复来,隔门警告:“不还我文书,就别后悔!”王生入京月余,四处花钱打点,尚未得官,就有一家僮带着王母家书来报丧,命他变卖京中产业,以资家中丧事。王生匆忙贱卖资产返家,结果却在扬州遇到母亲和家人,说得到王生的信,云已得官,让家里尽卖家产到北京相聚。双方拿出对方的信,才发现都是白纸!王生从此家业凋零,仅得勉强度日。这时,王生离家多年的弟弟突然回来,惊问家中败落因由,王生述其本末,并将野狐的神秘文书给弟弟看,其弟退身将文书放进怀中,说:“今天还我天书!”化为一狐而去。

精怪骗局的叙事格局及美学特征至明代被吴承恩所承继,《西游记》中诸多回目均套用其基本模式,例如读者都非常熟悉的“孙行者三调芭蕉扇”的故事,孙悟空和牛魔王通过变幻形象来相互骗取芭蕉扇的情节,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连环画《孙悟空三调芭蕉扇》


然而,在此类精怪骗局中,骗术得逞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精怪的幻化手段,或者说叙事的重要依托亦在于幻化这一要素,但这一要素中发展的空间很有限,且容易重复生厌。相较而言,现实题材的骗局则机巧百出,诡诈多端,令人叹服人类的心智竟会如斯狡狯细密。

根据一种曾经流行的说法,中国古典小说是不擅长于心理描写的;而另一种相对应的反对意见则认为中国小说确实很少对人物心理作直接深入的剖析,但却很善于通过行动来描写人物心理。这后一种意见也可以从骗局小说中获得证明。

在唐代开元时期出现过一篇著名的骗局作品《兰亭记》,讲述的很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经过多方打探,得知王氏的《兰亭序》被一个名叫辩才的僧人所收藏,但辩才却拒不承认此事,太宗只好派足智多谋的萧翼前去骗取。萧翼面对的乃是一个已有高度戒备心理,并且也同样酷好书法的老僧。因此他必须通过精心设计的行动去突破老僧的心理防线:他携带了一些王氏的杂贴及名画,改妆成一个商人前往越州,日暮时分进入辩才所在的永欣寺观看壁画,因谈吐不凡,被辩才请入禅房,两人谈说文史,甚为投机。辩才将他留宿寺中,饮酒唱和,通宵尽欢,恨相知之晚。就这样过了十天半月,萧翼才给辩才看自己带来的字画,慢慢把话题引向书法。谈得兴起,萧翼给辩才“炫耀”自己的王羲之真迹,辩才忍不住说,你这个虽是真迹,但不够好。我有一收藏,那才叫真好。萧翼表示不信,辩才就把《兰亭序》拿了出来。萧翼看见真迹,却故意说,几经离乱,《兰亭序》早就不在人间,这肯定是赝品。于是意兴阑珊的辩才从此不把《兰亭序》当做宝贝藏起来,而是随意地放在桌上。最终,萧翼乘辩才不注意,偷了这件宝贝扬长而去。从这一骗局中,我们看到的乃是一场巧妙而隐蔽的心理战,萧翼的每一个行动都在引导并显示着辩才心理活动的转变,而且分寸感极强,完全具备心理上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作者没有对辩才的心理作直接描写(事实上也不可能),但其心迹已外化为对萧翼行动的描写。


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

骗子小说多偏于短小,即使进入长篇小说,也大多只是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片断。一个骗局若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其持续的时间一般也不会太长,因为被骗者大都很快就能察觉;即使那些可能持续很久的骗局,其一旦进入小说叙事,也会变得十分紧凑短促,这与这类作品所追求的、并且所易于造成的那种环环相扣、于瞬间出人意表的阅读效果有关。后周王仁裕《玉堂闲话》中有“大安寺”一事颇奇巧:唐懿宗好微服游观诸寺,民间有奸猾者知大安寺存有江淮进献的吴绫千匹,于是找了一个长得很像唐懿宗的人,打扮成皇帝微服出巡的样子到了大安寺,在门口见有乞丐就出手施舍,瞬间乞丐蜂拥而至。假皇上给之不暇,就问寺里和尚:“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和尚还没回答,假皇上身边的随从忙给他递眼色暗示这是皇上。和尚吓着了,赶紧把寺里的吴绫搬出来分给乞丐们。随从令和尚第二天早上到宫门口领赏,和尚依言而往,哪里有人给他钱财呢?此则故事极短小,然所述骗局十分独特,令人叫绝。

有一些骗局则设计得逻辑严密,再聪明的人也很难不上当,而且即使知道上当后也只能徒唤奈何。如《杜骗新书》卷四“乡官房中押封条”中的“奇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六两回中的珠宝店骗局便都属此类。这三个骗局都使被骗者在情理上和逻辑上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堪称骗局中的“杰作”。如“奇骗”中,金陵老翁拿着据称是其子所寄赠的十两纹银去钱店换钱,钱店主人一称,发现有十一两零三钱,以为有便宜可占,便隐忍不言,依十两换钱与老翁而去。不多会儿,旁边有人揭露,这老翁是常年以铅胎假银换钱之骗棍。店主于是以三金为酬,请这人带他到骗棍住所(从上下文来看,这人也是骗棍的同伙),当众责其以假银十两换钱之过。老翁却说:我以十两银换钱,并非铅胎。你既然说我用假银,请拿出来看看。店主以原银示众,老翁说:“这不是我的银子,我的银子只有十两,这假银子看着像不止十两,肯定不是我原来那个,这是店主来骗我的。”持戥称之,果然是十一两零三钱。众人怒责店主,店主百口莫辩,只因一念之贪,遂遭奇骗。如果我们暂且搁置对这类故事的伦理价值判断,那么这一骗局中精密的逻辑形式本身便可予人以欣赏的愉悦。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骗子小说的发展贯穿着整个中国小说史:从唐代一直到近代。从众多后代作家对前代骗局题材的改编或移用来看,这一小说类型曾经受到十分广泛的关注,而且其中也确实出现过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而作为一种题材类型,它又先后进入了文言、白话、短篇、长篇等各种小说体式之中(此外,还进入了戏曲)。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一题材的参与,中国古代的一些重要长篇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甚至《红楼梦》)将会是一个怎样的面貌?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一点是:当前如此众多的小说史或小说研究论著却几乎都没有为这一重要的小说类型留下一席之地,其叙事成就、美学价值及小说史意义也都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与论定。

原文作者/李鹏飞

编辑:刘净植

(原文16385字,获作者授权,本文为编辑删编改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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