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遥想60年前,9月的一天,当钱穆环视课堂,在讲台上缓缓吐出那一句: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他哪是在谈文学史,他谈的,是自己的生命如何蹚过那个时代。



1


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要回到60多年前……

1947年,19岁的绍兴青年叶龙去南京讨生计。因为字写得好,他在南京政府谋到一份少尉书记的工作。这时的叶龙,人生之于他,就是从格子间抬头望见的那片天。

这一年,52岁的无锡人钱穆早已名满天下。时局飘摇,他不入名校,而是归隐刚刚创办的江南大学,冀图做一点对学术真正有益的事情。应上海正中书局之邀,钱穆雄心勃勃,开始主持一项庞大的出版计划——从《四部备要》里选出100种中国古籍必读书。这套丛书,定名为《四部选粹》。

1950年,失去一切的叶龙懵懵懂懂闯进香港。为了一口饭,他考入毋须交学费的天主教鸣远中学,走进了著名的调景岭难民营。

此时,蜗居九龙桂林街的钱穆正值人生最窘迫潦倒的时刻。在众多可能的人生选择中,他选择了去创建一所全新的大学:新亚书院。

1953年,从调景岭走出来的叶龙,终于坐在了新亚书院的课堂上,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钱穆——严肃,不太有笑容,一开口却极有吸引力,那口洪亮的无锡官话,让同为浙江人的他,一闻乡音热泪盈。

那一年,钱穆虚岁60,叶龙才刚满25岁。

他们的命运从此开始交错。

从桂林街到沙田马料水,从新亚研究所到能仁学院,从香港到台湾,从课程笔记到每一次讲演稿……叶龙一路追随着恩师钱穆,成了他身边最重要的“影子”记录者之一。

60年后,耄耄之年的叶龙翻出自己当年在新亚书院的听课笔记: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秦汉史……在一页页泛黄的手写纸上,他默默忆念师徒相交的日子,心中跳出一个念头:趁还看得见、写得动,把这些因乱世流离没能出版的珍贵讲稿整理出来,为“钱学研究”作一补白。

第一本是《中国经济史》。

2013年底,叶龙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的钱穆《中国经济史》讲稿先在香港出了繁体中文版,几个月后,简体中文版引进内地。虽然引起了一些关注,但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甚少在大众层面发言,这让叶龙多少有些失望——在他看来,钱穆一生为师,其关于中国文化的学问首先是“讲”出来的,是活的,是有听众的。它本不该供在书斋,而是该让贩夫走卒、江湖蚁民也听得兴致盎然,是本应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血脉。

所以,当叶龙2014年5月开始整理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边整理边在报上连载,他渴望看到互动——哪怕这互动来得太迟,钱先生再也看不见。

这一次,他选择了离香港很近的《深圳商报》。

从7月24日到10月10日,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在报上连载了整整50期,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版文学史,犹如一场学术地震,迅速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激烈争论。8月11日,《深圳商报》启动“再提‘重写文学史’”系列访谈,钱理群、洪子诚、李陀、张隆溪、刘再复、顾彬、莫砺锋、黄子平、陈平原、陈思和、王德威等近30位中国文学史大家,在5个月内持续不断发言,从钱穆版文学史到文学史写作、传播、研究、讲授之诸多问题,一波又一波争论把中国文学史——这过去只属于象牙塔的学问,推到了大众眼前。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成了一个事件。

历史的湍流滚滚而来,许多吉光片羽最终都会归于尘土。

而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注定会载入史册。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文论,以及那部著名的《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去寻找他对古代文学的精彩论述。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到清末章回小说,31篇,近20万字,自成一套完整体系。

叶龙回忆,钱穆先生备课极认真,每次都会带二三十张卡片,时间则很随意,少则一个钟头,讲得兴起了,三个小时也是常事。而叶龙因为“做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在钱先生查阅笔记时得了高分。

“我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在香港青衣岛家中,叶龙抚摸着手中那本虽已泛黄,但依然保存完好的中国文学史笔记,思绪回到了久远以前。

这是60年前的老古董了。简陋的牛皮纸封面,窄窄的横行,像是算术本子,叶龙把它调转90度,写成工整的繁体竖排。钢笔字十分娟秀,每一页都有注释或眉批,红色和蓝色笔迹爬满了缝隙。厚厚的一本,拎起来沉甸甸,一个青年学子的心跳隐约可触。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新亚书院校友常用“偶然的无中生有”来形容这段历史。在香港这块“借来的城市借来的时间”甚至是借来的教室里,一位国学大师在近乎孤岛的殖民地讲述本国历史,这本来就是偶然。而叶龙此时刚好就读新亚,他不仅非常用心地做了笔记,而且也是浙江人,能完全听懂钱穆的无锡话,于是钱穆当年的体系性论述,才有了宝贵的文献记录。

这部讲稿的价值该如何认定?它将带来怎样的改变?之于“钱学”,之于中国文学史,之于那些在断裂后重新寻找文化之根的你、我、他……一切还不得而知。

但你一定无法否认,那每一个字所饱含的耀眼的生命激情——它来自钱穆1949年到1965年创办新亚书院筚路蓝缕的16年;来自钱穆试图在英属殖民地复兴儒家精神,因此遭遇的深刻思想困境;来自他将自己的生命之烛浇灌于三尺讲台化出的每一个字——与他那些精彩的学术论述相比,几乎具有同等价值。对于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这是标本,弥足珍贵。

在钱穆众多弟子里,叶龙默默无闻。退休前,他是香港能仁学院院长,研究清代桐城派,靠勤奋走完学术一生。谁也不曾想到,这样一个人,竟会成为钱穆最忠心的“守墓人”。

叶龙回首一生,自嘲所有成功都和“写字”有关。可谁又能说,从兢兢业业的小书记,到钱穆身边的记录者,他不是以自己一生的实践,实践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史官”精神?

著书立说固然可贵,记录传递同样不可或缺。

一个是国学的传道者,一个是被拯救因而改变命运的流亡青年。钱穆和叶龙的人生,在一个甲子之后,完整地叠成一个圆:

他接过他的火炬,薪火相传。



中国文学史

作者: 钱穆 讲述 / 叶龙 记录整理 

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出版年: 2016-3


或许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因为这是由60多年前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的课堂上讲述过的内容整理而成,当时,以钱穆先生看来,尚无一本理想的中国文学史。盖因那个时代,新文化刚刚崛起,一枝独秀。而在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香港,西方文明滚滚而来,中国传统文化更难有立足之地。


尘封60年后,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讲义,终于通过当年学生叶龙的复述与读者见面。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2


不了解新亚书院,不了解桂林街时代的新亚,可能会读不懂这本《中国文学史》。


新亚的桂林街时代,充满了流亡气息。不单是书院本身,就连香港这座城市,在那个年代,也无法摆脱“流亡者”的身份标签。

1949年,岁月动荡。从内地流亡到港的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时没有任何人际网络可以筹措经费,在颠沛流离之中,节衣缩食创办了新亚书院,取“新亚洲”之意。面对当时大陆知识分子普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面,钱穆认为需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

在不足2000平尺的狭仄空间中,他们开始重塑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然而这条路,好不容易。

“他初初创办时很苦,常常去台湾讲学,换钱来补贴新亚。”叶龙回忆,那时穷困潦倒,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学生缴不了学费。不但如此,这些大陆来的流亡学生无所寄托,新亚还要为他们的生活张罗。

叶龙还记得,钱穆在课堂上曾引孔子所言:所谓“士”,乃有理想而能肩负道义之人,不以恶衣恶食为耻,他本人自是奉行不二。

新亚几年,尽是苦日。钱穆把私蓄奉献,唐君毅、张丕介替报章写文章赚取稿费,张丕介的太太更要拿首饰典当,以缴付房租和水电费,“真是穷得连电费也交不出来!”叶龙笑道。即便贫极,但新亚开校以来,从没有学生因为欠付学费而被退学。那时,每年学费为四百八十元港币,获免学费的学生竟达八成。

当时桂林街61-65号的四个单位,容纳了一座书院的全部。叶龙至今还记得,四楼打通作为教室,中间用厚厚的木板隔开,“这边在上心理学,那边在上教育概论”。学校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没有图书馆,没有任何教学设施,几乎家徒四壁的新亚书院,从客观条件上讲,的确如钱穆创作的《新亚校歌》中所说——“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流亡到港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江山美人》的女主演、邵氏旗下最红的黄梅调女星林黛就曾短暂就读于此。大量学生和难民被港英政府安置在新界西贡的调景岭,白天到马鞍山采石或是修路,夜间搭乘巴士到新亚听课。有时晚了就三三两两地睡在楼梯间,钱穆等人在外讲课回来得晚,还要小心翼翼跨过他们上楼。

叶龙就是调景岭难民营的一员。自1953年入学,他一直在新亚做“工读生”,“一面读书一面工作。我没有钱缴学费,只能替学校教务处做做传达,送信、送公文,做点文字工作。”尽管这样,也是快乐的。他和其他流亡学生告诉钱穆,“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才能再鼓起勇气,来向此无情的生活作抵抗,再挣扎”。

相比困顿的物质环境,新亚早年的教授,堪称明星阵容。

钱穆与唐君毅自不待言,另如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俊升,是杜威的学生。教经济的张丕介、杨汝梅早已誉满大陆。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教西洋史。孙科南京国民政府中国行政院院长、孙中山儿子的秘书梁寒操教写作。诗人、书法家曾克耑,历史学家左舜生,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国学家饶宗颐、罗香林等诸先生,皆曾在新亚任教或讲学。

“然而新亚教授所领的薪酬极为微薄,一个月才一两百元港币,仅及当时香港官立小学第二级以下的薪给,而且经常领不到薪水。”叶龙说。

上世纪50年代初,全香港只有一所学校有资格称为大学,即香港大学。“新亚书院被叫作‘野鸡大学’,我们在门口挂了一个‘新亚书院大学部’的牌匾。”叶龙记得,某日香港教育司司长高诗雅来巡视,看到这个招牌也笑了,虽然教授名册令人刮目相看,但碍于港英政府规定,高诗雅还是嘱咐移去,勿悬室外。

1952年7月学年结束,在湾仔六国饭店的二楼西餐厅,新亚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余英时和张德民两位毕业生参加了仪式。钱穆因为身在台湾,没能出席。而不久后传来消息,钱穆在淡江文理学院讲学时被天花板砸伤,击中头部压至重伤,在台湾养病足达三个月。

又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内心真为他难受,多年以后,他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一文中记述:

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曾对叶龙说起他心中的“新亚精神”:“没有理想的吃苦,那是自讨苦吃,有理想的吃苦,才是一种精神。”

读钱穆的学术年谱,会发现60岁时的钱穆竟然没有作品出版,61岁出版的也不过是在台湾的演讲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而正式的论文只有《孔子与春秋》和一些为《新亚校刊》等杂志写的散碎的文章。可以说,这是钱穆学术的低谷期。

这部珍贵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叶龙记录下来,实属难得。

现在人看钱穆,一般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1949年前和1967年去台后。他的两部代表作《国史大纲》和《朱子新学案》,分别在这两个时期完成。对于1949年到1965年,钱穆旅居香港办学的这16年,由于没有重要著作问世,几乎都被轻轻掠过。

但实际上,新亚书院是钱穆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寄托着他全部的文化理想。钱穆88岁高龄时,眼睛已盲,在他口述、太太胡美琦记录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他静静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师友杂忆”共20个章节,仅“新亚书院”就占了五章,达四分之一之多。

钱穆在书中如此坦言:

自创校以来,前后十五年,连前亚洲文商学院夜校一年,则为十六年。亦为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

的确,这16年,钱穆的主要精力并不在学术研究上,而是在为新亚书院的前途奔波。

叶龙回忆,钱穆曾谈到自己坚守新亚的初衷:

(学生们)有些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若我们不能给与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



钱穆晚年,叶龙常赴台北看望老师。时为1988年8月,钱穆已经94岁。



3


钱穆的担忧,其来有自。

在钱穆讲授中国文学史的1955年,香港仍摆脱不了港英政府治下的殖民地色彩。

钱穆在对时代变革留下无尽叹息之时,力图从传统中寻找应对时代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无视新文明的剧烈冲击,这种深刻的内心矛盾,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叶龙清晰地记得,钱穆先生开讲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天,就说了一句“重话”: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

“当时的确无法理解。这句重话岂不是会得罪好多曾经撰述并出版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或教授吗?钱师一向说话谨慎谦虚,如此批评,实不多见。”长久以来,这个疑惑藏在叶龙心底,挥之不去。

直到他自己做了老师,教那些读ABC长大的香港年轻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生计与理想的日益撕裂中,才渐渐明白,钱穆先生当年的巨大悲凉。

1955年,钱穆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时代,新文化一统天下,传统文化的地位并不高。他和唐君毅等一批大师级学人从大陆来到香港,办新亚书院的目的,就是复兴儒家精神和传统。然而当时的香港殖民地色彩浓厚,西方文明滚滚而来,中国传统文化更难有立锥之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言是“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很久以后,叶龙才理解,钱穆先生开篇的论断“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并非是瞧不起人,而是怀着“新文学新生,旧文学已死”的悲凉,呼唤一部像样得体的中国文学史,为的是“使死者如生”,对新文学提供一分可能的贡献。

这种于绝望中建设的大勇气,始终贯穿在钱穆的讲稿中。

他绝不囿于旧文学一家之言,对各种学说兼收并蓄,有批判也有吸收。他批评“红学崛兴”,质疑那些沉浸于“儿女亭榭”的人们,难道要以“红学”济世?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有巨大影响,并非提供了一套理论,还是有一套新文学帮助。对于那些抨击他的新文学阵营,他平心而论,“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文体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

他心知“旧文学已死”,却始终不放弃,呼唤包容,呼唤共存。他说文学家各有各的长处,没人是十项全能;文体各有各的价值,谁也不能一统天下。司马迁精于写史论而不精于诗,近人胡适并不能作诗,他的“八不主义”也只是一种议论;“现在生物已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来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

他对魏晋南北朝十分偏爱,对建安文学更是不吝笔墨,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其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或许,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中衰期,从政制和人格上都是黑暗时期,与钱穆前半生经历的动荡时代太相似。

时代转型中,钱穆一直怀抱忧患意识,思考中国文学的未来。在他看来,中国从没有“纯文学”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学与人生、历史、天地高度融合,“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切通俗文学最终通达于上层才有意义,“如乐府、传奇、词曲、剧本、章回小说,愈后愈盛”。他很怀疑,新文学如果只限于神怪、武侠、恋爱、侦探等游戏消遣,会不会逐渐没落?

这些观点,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一切当代史都会成为过去,但举头能见后人之笔,还有先师的眼。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可曾以史为镜?

60年前的一堂课上,钱穆讲到屈原的《离骚》,难得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了一句题外话。他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不求人解,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如同行云流水,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时候,也当如此。

二十世纪之于钱穆,犹如堂吉诃德的风车大战,不求人解却战得行云流水,虽败犹荣。他一生守护中国传统文化,不曾言悔,只在极偶然的间隙,才留下对时代变革的一声叹息。

4


若要求全责备,这的确是一部有瑕疵的《中国文学史》。


它详略不当,有些章节几笔带过,有些却浓墨重彩;它缺乏严正的学术规范,口语多过书面表述;

它太随意,更像散文而非论文;

它太初级,没什么高深的研究和发现;

甚至,它还有技术性错漏……

然而,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间破烂不堪的教室,还原到钱穆当年面对的一张张浸满汗水与愁苦的脸,还原到手边连几本工具书都找不到,更没有Google可供查阅的时代,还原到一个教师走上讲台的初衷——如果知识失去传播的意义,它是否还有价值?

面对白天去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与“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它是一部沉痛而深情的文学史。

因此,它值得尊敬。

文学史之所以对国人那么重要,或许是因为它从来不单纯。

钱穆版文学史面世后,引发了长达5个月的“再提‘重写文学史’”系列访谈。每一位发言的文学史家,几乎都在文中激烈捍卫自己的文学史观。

这不免让我们思考:“文学史情结”对这些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他们谈论文学史时,其实是在说什么?

刘再复在访谈里,略带嘲讽地说,当代文学史重写了那么多年,至今还是个“梦想”,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从上世纪80年代激进的理想主义走到现在,青丝变白发,学者们越来越明白,文学史的重写与共和国历史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谈何容易。现实主义者选择了远离;理想主义者仍在修改自己的文学史,不管能不能出版;更多人以自己的方式斡旋,或转向考据,或出走域外,或是和钱穆先生当年一样,走入民间,下社区、进企业,但凡能做点普及工作,从不挑拣。

学术有的时候,真的不只是一碗饭。

当知识分子无法选择,他们的研究就会成为他们最后的精神堡垒。

于是,这个长长的故事终于到了收尾一刻——

当我们遥想60年前,9月的一天,当钱穆环视课堂,在讲台上缓缓吐出那一句: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

他哪是在谈文学史,他谈的,是自己的生命如何蹚过那个时代。


刘悠扬(《深圳商报》文化记者)
于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七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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